世界杯即将到来之际，懂球帝将更新《世界杯史话》系列专栏，回顾世界杯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精彩故事。每周二和周五中午12点更新。
1978年世界杯在阿根廷举行。虽然作为球迷，我们都希望足球能够远离政治，但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介绍这届世界杯之前，我们有必要将那个年代阿根廷的国内情况进行一定的交代，因为这届赛事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胡安-庇隆
阿根廷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总统是胡安-庇隆。他曾经三次担任阿根廷总统，其思想被概括为“庇隆主义”，即社会正义（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经济独立（发展本国工业，建立不依赖外国的经济）和政治主权（不允许外国势力干涉阿根廷内政）。他的第三个任期在1973至1974年。1974年7月，庇隆因病死在了总统任上。
庇隆死后，他的妻子、当时的副总统伊莎贝尔-庇隆继任，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总统。但她在任不到两年，由于清除左翼势力导致社会撕裂、经济改革失败导致失去民心，引发了国内动荡。伊莎贝尔向军方求助，却被军方反戈一击，解除了职务。右翼军官魏地拉在软禁了伊莎贝尔之后，自任阿根廷总统，在国内建立了军政府的独裁统治。他在任期间，清洗和镇压反对派，对他们进行屠杀和迫害。这个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作“肮脏战争”。
魏地拉
魏地拉手上血债累累。他的统治被许多国家看作是非法的，因此他非常想通过在本土举办的这次世界杯挽回军政府的形象，也希望阿根廷国家队能用胜利来营造“体育盛事”的氛围，创造全社会团结一致的假象，来掩盖阿根廷社会的动荡不安。
就在此前，阿根廷世界杯的官方标志早已设计好。这个标志使用了阿根廷国旗的蓝白两色，用左右各两道天蓝色的线条包裹着一颗足球的图案。这个标志的设计灵感，其实来自于前总统胡安-庇隆。庇隆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高举双臂过头，向人群致敬。世界杯官方标志的设计，其实是模仿了他的这个动作。
1978年世界杯标志
这个标志设计于1974年，当时庇隆还在当政。如今是魏地拉执政时代了，自然不愿意让这种充满了“前朝元素”的设计出现在世界杯上。但此时，印有这个标志的宣传物料和各种商品早已经发售了好几年，强行改动会涉及到许多法律问题，魏地拉不得不作罢。
1978年6月1日，阿根廷世界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球场开幕了。就在开幕式热热闹闹进行的时候，几条街道外，就是用来关押军政府反对者的“集中营”。那里本来是海军高等机械学校，现在成为了政治犯的监狱。世界杯开幕的那一天，被关押的囚犯们能够清晰地听到体育场内观众的欢呼声。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法西斯执政时期在意大利举办的世界杯赛。
但是，这届赛事当中，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梅诺蒂却是一个左翼人士。梅诺蒂绰号“瘦子”，从踢球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叛逆的性格。他总留着飘逸的长发，穿着十分随意，还是一个烟不离手的老烟民。他的政治观点偏向左翼和社会主义，甚至把这种倾向带进了他对足球的理解当中。
梅诺蒂，烟不离手
梅诺蒂说：一支球队，首先是一种理念。他还曾宣称，足球世界里存在“左翼足球”和“右翼足球”。他进一步解释道：“右翼足球想要表达的是：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它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必须变得钢铁般坚强，不择手段地去赢……服从和执行，这就是掌权者对球员的要求。他们就是这样制造出一群傻瓜，一群被体制利用的白痴。”
而梅诺蒂所推崇的“左翼足球”，指的是一种更自由、更流畅的风格。在执教阿根廷国家队之前，梅诺蒂执教的是国内的飓风足球俱乐部。那支飓风队的风格就是崇尚进攻，有着精妙的传球能力和灵动的球风。他在执教阿根廷国家队后，还试图把米歇尔斯那支荷兰队“全攻全守”的打法移植过来，不过他也没有完全照搬。除了自由流畅的进攻，梅诺蒂还要求球员具备强悍的身体对抗能力。
当时阿根廷足坛有一名18岁的希望之星，司职攻击型中场，已经代表国家队有过出场。他的名字如今家喻户晓，叫做迭戈-马拉多纳。但当时梅诺蒂认为马拉多纳年龄太小，因此没有把他选进参加1978年世界杯的大名单。或许，另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年轻而又矮小的马拉多纳当时并不具备强大的对抗能力。
在马拉多纳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代，这支阿根廷队里，头号球星是司职前锋的肯佩斯。他是一名左脚球员，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他本人出生在阿根廷。肯佩斯的职业生涯从阿根廷联赛起步，凭借着自己在罗萨里奥中央队的优秀表现，1976年加盟西班牙球队瓦伦西亚。刚刚登陆欧洲，他就连续两个赛季拿到了最佳射手，分别攻入24球和28球。
肯佩斯不但能胜任前锋，也能踢攻击型中场位置。他不是站在禁区里等待机会的传统型前锋，而是喜欢在禁区外拿球、突破的类型，场上表现得非常勤勉，有“公牛”的绰号。1978年世界杯开始时，肯佩斯是阿根廷国家队里唯一在海外踢球的球员。主教练梅诺蒂评价他：“身体强壮、技术精湛、能够创造空间、射门力量十足。他是一名可以改变比赛的球员。”
肯佩斯
1978年世界杯的赛制和上届大体一致：一共16支球队参赛，分两个阶段小组赛。第一阶段小组赛分组如下：
第一组：阿根廷、意大利、法国、匈牙利
第二组：西德、波兰、墨西哥、突尼斯
第三组：巴西、西班牙、瑞典、奥地利
第四组：荷兰、秘鲁、苏格兰、伊朗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世界杯也是中国大陆转播的首届世界杯赛事。中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录播的方式，播出了那一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和冠军争夺战。当时，负责解说比赛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播音员宋世雄。他回忆：“那个时候，我们对世界足球的情况了解非常少，只能把外国运动员的照片找来，用一个一个的认人的办法，去准备材料。”他评价这次世界杯转播：“它打开了一面窗，透过这面窗，我们看到了世界。它推开了一扇门，走出这扇门，我们就走出了过往。”正因如此，肯佩斯领衔的阿根廷队，成为了许多老资历的中国球迷对世界杯的最初印象。
阿根廷队小组赛首战面对匈牙利。赛前，阿根廷前锋莱奥波尔多-卢克非常焦虑。因为就在比赛当天早上，他一位挚友的兄弟失踪了。卢克知道，这位不幸的人大概率是在魏地拉政府的镇压当中被逮捕了。后来，村民们在拉普拉塔河的河岸边发现了他的尸体：他双腿上绑着水泥。在那时，反对魏地拉政府的人常常会被注射麻醉药物、带上飞机，扔进拉普拉塔河和大西洋的交汇处淹死。
莱奥波尔多-卢克
就是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下，阿根廷队还是完成了他们在球场上的任务，以2-1赢下了匈牙利。第二场小组赛，他们对阵普拉蒂尼领衔的法国队，同样以2-1小胜。但在比赛中，产生了一些争议。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瑞士的让-迪巴克。在比赛里，阿根廷队后卫帕萨雷拉曾经在禁区里绊倒了法国队边锋西克斯。迪巴克没有吹罚点球，走到帕萨雷拉面前，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对他说：“请不要这样做了，否则下次我可能真的要判点球了。”这些对话，都被法国队队员们听在了耳朵里。他们觉得：在魏地拉政府的压力下，裁判员都是在“明着保”阿根廷：即使他们明显犯规，也对他们手下留情。
为了压制这些不同的声音，军政府早有准备。他们炮制了一句口号，用来回击国际上的批评：
我们阿根廷人是正义的；阿根廷人也是人。
其实，裁判里面还是存在有良心的人。阿根廷第三场小组赛对阵意大利，当值主裁判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克莱因。他秉承公正执法的原则，并没有被东道主的压力所吓倒。这场比赛的上半场临近结束时，一名阿根廷球员在意大利的禁区里倒地。现场数万名阿根廷球迷都在尖叫或发出嘘声，要求克莱因判罚点球。但克莱因并不认为这是个点球，无视了观众的压力，面对数万阿根廷球迷的辱骂而不动声色。他回忆：
中场休息时，当我走进球员通道时，8万名观众向我发出嘘声。下半场，当球员们从更衣室被叫出来时，我的策略是不要在球员之前进入球场。我知道观众会记得上半场结束时发生的事情，他们肯定会用嘘声和叫喊来迎接我，这对裁判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感觉。所以我等到阿根廷球员从球员通道出来后，才和他们一起进入球场——迎着掌声。
最终，意大利凭借贝泰加在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这场意外失利，让阿根廷只能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第二阶段小组赛。
第二阶段小组赛分组如下：
A组：意大利、奥地利、西德、荷兰
B组：波兰、秘鲁、阿根廷、巴西
按照赛制，阿根廷必须赢得B组的第一名，才能杀进世界杯决赛。
第二阶段小组赛第一轮，巴西队以3-0战胜秘鲁，阿根廷2-0战胜波兰。随后在第二轮两队的直接交手中，阿根廷和巴西打成了0-0。此时，巴西有着一个净胜球的优势。
最后一轮，巴西对阵波兰，阿根廷对阵秘鲁。当时，这两场比赛没有被安排在同一时间开球，巴西队先踢。最终，巴西以3-1战胜了波兰，在第二阶段小组赛中总共拿到了5个净胜球。这就要求阿根廷对阵秘鲁时，至少要赢4个球，才能压过巴西，以小组第一晋级决赛。
秘鲁并不是一支防守很差的球队。他们在此前的5场世界杯比赛里一共只丢了6个球，而且这6个丢球里，有3个都是对巴西那一场比赛里丢掉的。阿根廷想赢他们4个球以上，其实并不容易。但出人意料的是：阿根廷本场比赛6-0狂胜，力压巴西，拿到了小组第一。
阿根廷6-0战胜秘鲁
这场比赛在事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首先是开球时间不统一的问题：巴西已经把比赛踢完了，阿根廷才踢，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巴西队的比赛结果调整自己的比赛策略；其次，秘鲁的守门员拉蒙-基罗加实际上是出生在阿根廷的，一些人觉得他对阿根廷的时候有“放水”的嫌疑。
另外也有报道称：在这场比赛开始前，魏地拉曾经造访秘鲁队的更衣室，强调了这届赛事对阿根廷的重要性，并呼吁“拉美团结”。而在比赛结束后几周，阿根廷就向秘鲁运送了3.5万吨小麦，阿根廷银行还解冻了秘鲁5000万美元的资产。
此外，阿根廷在此前的比赛里根本没有体现出强大的攻击力，他们此前的5场比赛一共才打进了6个球；这次对阵秘鲁却一场就进了6个，谁信呢？但事已至此，质疑这些已经没有用了：阿根廷队历史上第二次迎来了世界杯决赛。
出生在阿根廷的秘鲁守门员拉蒙-基罗加
阿根廷在决赛的对手是上届亚军荷兰队。1978年的荷兰队已经没有了巨星克鲁伊夫的压阵——他已于一年前退出了国家队。但即使如此，阿根廷依然做了一些场外的工作，来帮助自己取胜。例如，在他们的施压之下，决赛的主裁判被换掉了。
原定的决赛主裁判是以色列人克莱因。阿根廷在这届世界杯上只输了一场球，就是第一阶段小组赛0-1不敌意大利，当时的主裁判正是克莱因。阿根廷方面提出：以色列和荷兰两国的关系密切，因此决赛不宜让以色列籍裁判执法（实际上，克莱因在青少年时期曾在荷兰生活过一年。如果这个信息被国际足联和阿根廷知道了，肯定会成为更有力的更换裁判的理由）。最终，决赛的主裁判被换成了意大利籍的戈内拉。
决赛开赛前，阿根廷队迟到了10分钟，导致比赛没有按时开球。他们抵达场地后，又向裁判投诉荷兰队球员雷内-范德克尔霍夫手上缠着的石膏和绷带不合规，说这个东西可能伤到阿根廷球员。
其实，这种石膏和绷带已经得到了国际足联的批准，在之前的比赛里，范德克尔霍夫手上也一直都有这个东西，没人提出异议。但在决赛的赛前，阿根廷队却突然提出了质疑。裁判戈内拉犹豫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定。荷兰队十分恼火，威胁要罢赛抗议。最终，戈内拉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让范德克尔霍夫在绷带上面又加了一层绷带，比赛才得以开始。
决赛于1978年6月25日在纪念碑球场进行，现场来了71483名球迷。他们挥舞着旗帜，彩带和纸片漫天飞舞，如同雪花一般飘落。
1978年世界杯决赛时的纪念碑球场
比赛第37分钟，阿根廷中场阿迪莱斯从左路推进，把球传给卢克。卢克把球横传给了禁区前沿的肯佩斯。肯佩斯摆脱两人防守，面对门将射门得分，阿根廷1-0领先。下半场，荷兰队加强了进攻，阿根廷一度被压制。阿迪莱斯此前脚部有伤，本场比赛是打了止痛针上的场，第65分钟他不能继续坚持，被换下场。
终于，比赛第82分钟，荷兰队扳平了比分：替补上场的前锋南宁加头球破门。在补时阶段的最后时刻，荷兰队甚至有绝杀的机会：边锋伦森布林克接队友任意球传球后一脚巧射，球越过了阿根廷队守门员菲略尔飞向球门，但击中了门柱。
事后，荷兰中锋雷普回忆：“如果那个球进了，也许我们当时就出不来了。球场的气氛太糟糕了。天气又热，到处都是军人。太压抑了，就像是在蒸笼里一样。”
比赛进入了加时赛。浪费机会的荷兰队受到了惩罚：第105分钟，又是肯佩斯，他带球突入禁区，躲过了两名荷兰球员的铲球后射门。荷兰队门将容布勒德把球扑了一下，球又反弹到了肯佩斯脚下。肯佩斯赶在荷兰队队员回防之前抢射破门，帮助阿根廷2-1再次领先。10分钟后，贝尔托尼为阿根廷队再下一城，锁定了胜局。终场哨响，阿根廷队历史上第一次夺得了世界杯。
就在决赛进行的时候，球场不远处的海军高等机械学校，大约有20名被关押的囚犯们和狱警一起观看了决赛。他们通过一台小的黑白电视机，见证了魏地拉把世界杯奖杯颁发给了阿根廷队长帕萨雷拉。
阿根廷队在魏地拉的注视下举起奖杯
比赛结束后，有些囚犯被挑选出来，押上了一辆标致504轿车，到街道上实地感受阿根廷球迷的狂欢，体验魏地拉政府成功举办的这一“盛事”。毕竟这次是首次夺得世界杯，让阿根廷球迷非常兴奋。喇叭声和烟花此起彼伏，四处都是欢乐热闹的气氛。
一位名叫达莱奥的囚犯征得了狱警的同意，把自己的脑袋伸出了轿车的天窗，观看着这一切。她回忆：
我站在座位上，看着那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是又一个可怕的孤独时刻，我哭了。我确信，即使那时候我大喊我是“失踪者”，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我……
阿根廷队的夺冠，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军政府对权力和社会的掌控。当监狱里的情报主管一遍遍高呼“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的时候，达莱奥感到无比的悲哀。她回忆：“当他说‘我们赢了’的时候，我确信我们输了。我们确实输了。”
当时，阿根廷队的队员们对军政府的暴行了解得并不透彻，后来才慢慢知道了许多真相。阿迪莱斯多年之后回忆：
决赛是在纪念碑球场举行的，距离球场三四百码的地方就是海军机械学校。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里是主要的酷刑中心。我想，当我们进球的时候，那里的每个人都能听到。守卫会告诉囚犯们：‘我们赢了’，他们大概会这么说。他们不会说阿根廷赢了，他们会说‘我们’。一个是施虐者，另一个是受害者。
之后我一直在想：那些被监禁的人，他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然高兴，因为他们是阿根廷人，而且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世界杯。但他们也知道，这意味着军政府的统治会持续更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被释放。他们当时是什么感受？我试着去想象他们的感受，但我又不敢去想象。这就是我面临的困境……
世界杯结束后，军政府又在阿根廷执政了五年。在他们总共七年的统治当中，共有约三万人被杀害，约五千人被绑架并且囚禁在海军高等机械学校，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失踪。
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己子女的母亲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五月广场母亲”。她们总是头戴白头巾，拿着自己“失踪”的孩子的照片游行，还被军政府称作是“疯女人”。这场世界杯决赛进行30年后，2008年6月29日，“五月广场母亲”在纪念碑球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赛。比赛的主题是：
另一场决赛——为了生命和人权
“五月广场母亲”组织
当年的海军高等机械学校，此时已经被改建成了纪念当年遇难者的博物馆；而在纪念碑球场的看台上，一面巨大的旗帜被放置在当年魏地拉坐的位置上，旗帜上印着三万多名遇难者的名字。
组织这场纪念赛的，有一位名叫玛贝尔-古铁雷斯的母亲。她说：
1978年世界杯，就像一枚象征着镇压的金胸针。那座奖杯，是一座在全世界面前洗刷刽子手罪行的奖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