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6日凌晨两点半,邓培钧在朋友圈写下了一篇长文,他说这是他执掌北高杯的第三年,也是他在赛后聚餐尽兴喝醉的第二年。

2025年10月26日晚,北高杯的工作人员和北高杯金球奖的获奖者、候选球员,一同来到新工体观看北京国安的比赛,现场MC口播了BGBC金球奖颁奖的消息。这是北高杯与北京国安合作的第五年,也是这项赛事诞生至今的第十年。在赛事创办之初,组委会的各位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个名字真的可以回荡在工体上空。

2025年北高杯-人大附中联队夺得冠军

BGBC北高杯,全称北京高中生校际足球冠军杯,2016年举办了第一届,如今已接近10个年头。邓培钧是北高杯组委会的主席。据邓培钧介绍,BGBC组委会除了主要负责的三个成年人之外,其余工作人员大多是学生。其中大学生居多,也有高中生。

所以,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BGBC组委会再贴切不过了。不过,“虽然人员流动性很大,但都很忠诚。而且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个新加入的成员留在组委会,长久陪着赛事成长。”在接受懂球帝记者采访时,邓培钧说道,“有些岗位会靠招新、推荐来填补,而一些核心岗位就得从现有人员中指派任务了。”

李想就是被指派任务的团队核心成员之一,她主要负责的就是与各支球队进行沟通。邓培钧说,根据北高杯十年办赛的经验来看,女生可以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中间也有男生担任过这一角色,但难免会发生口角。

不同于百队杯等比赛需要成年人担任领队,北高杯是一项由学生自主参与的赛事,学生领队需要自己去协调时间,号召组队,自己组织训练等等;还需要经常与学校领导、老师以及家长打交道。

“赛季前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要和球队沟通,需要解决各种问题。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客服一样。”李想说道。北高杯春季赛的报名窗口从寒假就开始。“2023年,我高三,接手了和球队沟通的工作。当时,我需要从前一届北高杯的球队群里一个个添加球队联系人,一次得加30多个。有时候前一届队长毕业了,还得去加他的学弟。”

今年,北高杯共有40支球队参加,李想说自己光是联系队伍,就费了很大功夫:“由于今年的比赛想要扩军,我早早就开始各种联系。问了可能得有60支球队,最终招到了40支,其中还有2支以俱乐部建制持外卡参赛的球队。”

李想用于收集各学校可参赛时间的表格

球队的问题解决了,但迎面而来的还有赛程和场地的问题。

作为还在上学的高中生,球员很难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课外班、统一补课、学校活动、考试复习……学生球员的时间被分割成碎片。李想一般会先确认各支球队周末是否可以参加比赛,哪个时间段空闲,哪个时间段有既定活动,哪些活动是可以协调的。根据各个球队的情况,组委会会初排出一个小组赛赛程。

然而,学生的时间很难早早确定。一旦学校有临时安排,球队就可能无法按原定赛程出战。北高杯的比赛场地一般是由组委会租用社会机构的场地,除了赛事本身之外,这些场地还将接待社会人员,场地的时间也并不好去协调。因此,当临时出现日程冲突时,组委会一般会先让球队去找对手协调沟通,看看在场地预定时间内能不能拥有彼此都空闲的时间,再来进行比赛。

这就是学生比赛的特殊性,在场地安排上也是如此。邓培钧表示,组委会一直想去打造一个不同于“百队杯”的赛事。在他看来,旧时的“百队杯”代表了一种“胡同式”的记忆,参赛球员可能是发小、可能是同学,大家基于线下的相识组建成一支队伍参加比赛。

而北高杯更应成为一种“国家队”性质的比赛,每名出战的球员代表的是自己的学校,无论能力高低,大家要拧成一股绳,为了一个共同的荣誉而战。在这样的形式下,进入校园举办主客场制显然是对北高杯来说最合适的赛制。但实际执行起来,很难。

2025北高杯淘汰赛赛果

邓培钧介绍称,北京高中操场拥有7人制、8人制的场地太少,而且场地的质量也不能保证。有很多学校,因为校园空间有限,球员训练甚至都无法在学校里进行。此外,由于入校比赛都是学生去找校方协调,有的校领导需要有人背书才能接受入校赛,这就完全需要依靠学生的社交能力。有的学校,不仅可以举办入校赛,甚至还办成了售票的公益赛事。而有的学校却无法办成。

此外,既然是举办入校赛,那比赛基本都需要在工作日也就是学生上学的日子进行。这其实也为办赛增加了难度。一是北京城很大,球员们通勤会是个大麻烦,东城西城的队伍尚可交手,但较远的学校就非常困难。二是组委会的人员,在工作日不是需要工作就是需要上学,只能请假来做赛事准备工作。因此,北高杯办成的几场入校赛基本上都是在节假日前举办的,球员与工作人员参与相对方便。

对于北高杯来说,比赛主客场制一直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邓培钧认为,学生与学校感情是最深的,纽带也是最紧密的。他们想让来参加北高杯的孩子们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可能北高杯的奖杯并不会被学校放在荣誉室里,但如果孩子们在比赛时能得到其他同学的欢呼,那也是很好的。邓培钧希望踢足球的孩子们也能像打篮球的孩子们一样,成为学校里的热门。最终,真正形成属于北高杯、属于热爱足球的北京高中生们自己的文化。

北高杯-球员在比赛,场边观众观战

然而,谈热爱之前,也还是得谈钱。

在组委会眼中,北高杯是北京最具性价比的高中生校园足球赛事。目前,北高杯的报名费是每支球队1599元。

据邓培钧介绍,一支球队1599元的报名费,实际上在小组赛阶段就已经花掉了差不多1200元。一场7人制的比赛,场地费需要500元/小时,裁判费用是150元/场,因此,平均每支球队参加每场比赛的硬成本是325元。此外,作为赛事整体支出的保险费以及购买各种设备、药品以及制作宣传材料的费用,也需要作为隐性成本分摊到每场比赛中,小组赛三场比赛下来,总费用约为1200元。而每支球队剩下的399元报名费,需要用作20场淘汰赛的办赛成本。

此外,BGBC组委会还设置了比赛奖金,如果球队夺冠,将能拿到2000元的奖金——这意味着这支球队能把参赛费用赚回来;而亚军和其他四强球队,也各有1000元和600元的奖金。这些其实都是办赛所需要的成本。

邓培钧戏称:“从这个角度来说,还得感谢那些在比赛中因为鲁莽犯规和情绪激动拿到红黄牌的队员。虽然组委会并不想看到这一幕,但他们贡献的保证金罚款,的确是勉强保证了北高杯的财务收支平衡。”

而且,邓培钧说的“勉强收支平衡”,还要建立在一定的参赛规模之上。在北高杯参赛球队不足32支的赛季里,年年算账都是亏损的,组委会需要想办法把亏空填上。

“因此,北高杯在当下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目标,并不是扩大规模、做大做强。” 邓培钧说,“而是要找到赞助商,除去办赛的硬成本外,至少要让工作人员获得一定的补助或报酬。”

三四名球队领取赛事奖金

办赛多年,北高杯的赛制与赛事组织一直在不断优化,赛事服务也在不断升级。李东冉是邓培钧的大学同学,目前供职于财务相关行业。2023年初,当邓培钧拉他入伙的时候,李东冉并不感冒:“当时只是抱着去看一看的态度。”没想到去了,就一发不可收拾。

从工作属性和多年看球经验出发,李东冉认为,一个好的赛事,数据统计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在他刚刚加入组委会的那个赛季,恰逢北高杯换了新的转播软件,支持专业赛事级别的数据记录。为了让北高杯拥有相较于其他赛事规格更高的数据服务,李东冉决定亲自上手统计。“因为我们有比赛直播录像,我会把每场比赛进行回放,从而进行数据统计。”结果,在那个赛季,李东冉在工作日每天都需要花三四个小时扑在数据统计上。最开始做起来很有意思,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都快成我的主业了。”

后来,李东冉改变了数据统计模式,制作了表格交由现场志愿者填写。大大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北高杯的数据统计也能够一直做了下来。“做数据还是要找到一个平衡,要在绝对的专业性和可操作性上做取舍,要可持续发展。”

作为组委会中为数不多的已经有工作的成员,李东冉平常的空闲时间并不多,但他依然坚持为北高杯服务:“我很喜欢踢球,但直到大学找到作为球队一员的归属感。我整个高中期间只踢了三场正式比赛,校队训练只真正训练过一次。我一直对高中没有球踢耿耿于怀。能够参与北高杯,也算是圆梦了。”

北高杯-比分数据图

要知道,北高杯实际上是有配备解说的。侯嘉起是北高杯组委会成员之一,他同时担任北高杯的赛事解说,今年已经是他第三年负责解说工作了。侯嘉起目前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他也曾是北高杯的参赛球员之一,甚至是冠军成员及赛事金靴。“北高杯的参赛体验非常好,帮了我很多。现在我想回来帮一帮赛事,结果我尝试解说之后感觉很爽,开始做起了解说工作。”

“贾指导非常厉害”,邓培钧评价道。贾指导叫贾儒旭,既是北高杯组委会的一员,同时他所带领的队伍也通过外卡席位加入了北高杯的赛事当中。最初,贾儒旭为了踢百队杯组建了一家俱乐部——北京超越俱乐部。当过了踢百队杯的年纪后,贾儒旭希望将球队保留下来:“我不想让俱乐部徒有其名,也不想一批一批换人,我们应该发展自己的球员。”

比起成绩,贾儒旭更希望自己的队伍能够承接一些没有机会踢百队杯的球员:“我也被放弃过,我想接收那些只是想踢球的小球员。”贾儒旭的队伍没有门槛,只要热爱就能够加入球队。截至目前,北京超越俱乐部已发展了5年,在今年百队杯组建了7支队伍。

邓培钧介绍道:“贾指导和他的超越俱乐部是一群真心喜欢足球的孩子,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在BGBC场边担任过志愿者,帮助甚至加入组委会为更多高中生球员提供比赛机会。”而既是组委会成员又是参赛队伍成员,也让贾儒旭在北高杯中拥有了不一样的价值:“我能够从俱乐部的比赛中,找到组委会的问题;同时也能通过组委会的工作,找到俱乐部的问题。”

不过,作为一项以学校作为参赛队伍的赛事,有俱乐部持外卡参赛还是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也为北高杯带来了一定的负面舆情。但邓培钧认为,外卡球队反而对北高杯是利大于弊的:“俱乐部参赛可以弥补一些学校的学生找不到球队参赛的遗憾,同时也能让参赛球队有一个假想敌。同时北高杯在章程里也严格控制了俱乐部的外卡名额数量,每届比赛只允许有不超过球队总数5%的俱乐部参赛。”

“最开始,其实我对于接纳俱乐部参赛的事也很犹豫,也会担心这样破坏平衡。但超越俱乐部跟其他球队不一样,这个由学生组织的俱乐部,有定期的训练和自己的文化在,但每年却只能踢一个百队杯,这实在是太遗憾了。”邓培钧说道。

在2025年的北高杯中,北京超越俱乐部第二次闯入决赛,最终在决赛中不敌人大附中联队夺得亚军。

贾儒旭场边指导超越俱乐部

比起外卡参赛,其实北高杯今年还遭遇了另一波负面舆情。由于北高杯的参赛队伍都是以学校为单位的,赛会对于参赛球员的身份自然是需要严格审查。然而,在今年北高杯的比赛中,有一所学校的参赛球员,出现了学籍问题。

李想介绍称:“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就听到有人说这名球员不是所在报名学校的学生。但最终该所学校的带队老师替球员做了担保,我们才接受了他们的报名。”

然而,最终事实证明,这几名学生确实不是该所学校的学生。这则消息也在其他队伍中传播开来。有参赛球员认为北高杯组委会有“同流合污”的嫌疑,这也让北高杯组委会深陷舆论压力。

最终,北高杯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发布了处罚声明,这支球队被取消全部比赛成绩。涉事学校的相关老师,最终选择了让队伍退赛。然而,事情并未平息。李想表示:“有一天半夜一点,我被这所学校的学生拉到了他们的球队群,一直‘问候’我。”李想作为直接对接参赛球队的工作人员,其联系方式一直是对外公开的,“他们还一直打电话辱骂我,指责我为什么让他们的队伍退赛。我整个人都是懵的,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

回过头来看,李想依然觉得不可思议。

李想参加女足比赛

实际上,北高杯组委会的每个人,都为这个自己所热爱的赛事付出了很多牺牲。

栾轲是呵护BGBC从创始到壮大的关键人物。曾经的他,在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学通社(北京高中生课外社团)担任指导老师。作为从学通社生长出来的足球赛事,栾轲要帮着初创团队把关,也要作为“背后负责”的那个成年人,解决签订合同等问题。2020年,BGBC也是在栾轲的坚持下才迎来了重启。

2021年,邓培钧作为他的实习生在毕业后选择入职学通社,在新闻工作之余,负责北高杯赛事。2022年末栾轲选择离开北青报,前往读库做出版编辑。而北高杯在行将脱离报社的时候,栾轲选择将它接手过来:“比赛没了就太可惜了,我们又不希望它离开了报社没人管。”

最终,高中孩子们的梦想,被这几个成年人接了下来。

李想今年为了北高杯,也做了一件大事情。为了北高杯决赛的顺利进行,她退掉了原本定好的出国机票,并推迟了自己出国的时间。后面三年,李想会在澳大利亚上学。但她说,北高杯联络球队的工作,她还是会继续做,线上做。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但同样的,这群热爱北高杯的人也从中获得了很多。

在北高杯的经历,让侯嘉起认识到除了踢球,他还可以和足球发生更多的联系。他解说比赛,也考下了裁判证、教练员证,在港中文担任内地生队伍的球员、队长及教练,也自己运营了一个自媒体账号,记录自己的踢球日常。在这个夏天,他在北京发起了一项面向高校女足球员的赛事,他发起这项赛事的初衷和北高杯一样,想给比赛机会没有那么多的女足球员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成为北高杯组委会成员后,考虑的东西变得很多了,也学到了很多。”侯嘉起说道,“我大学专业是新传专业,未来想当足球记者。”

和侯嘉起同一年回到北高杯担任解说的还有方一凡,他也代表汇文中学参加过北高杯。目前,他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在北高杯工作的两年,他见证了一项赛事从招募到办赛的每个细节。回到大学后,已经是研究生的他接任了校内空缺的足协主席一职,恢复了已经停办的校内足球赛。

李想后来也开始带队参赛了:“我们今年招到了各个校队很厉害的球员,我今年是以教练和领队的身份参加了百队杯。”最终,李想带着超越女足,拿到了百队杯高中女子组的季军。

 “想踢球就办一个比赛,这是属于年轻人的勇气。”邓培钧说道,“我们希望BGBC的人,能够带着从组委会里得到的经验步入大学。不论是参加比赛还是组织比赛,能找到自己与足球的更多可能。”

侯嘉起主办女足过人王比赛

未来,北高杯还是会一届届地办下去,也会做很多尝试。邓培钧介绍称:今年北高杯组织的秋季赛,与春夏的正赛相比,更注重于“趣味性”,例如今年参考世俱杯,组织了全北京的“区际杯”“我们曾经也组织过模拟世界杯赛事,一支球队模拟一支世界杯参赛球队来踢。”

此外,邓培钧表示北高杯未来很希望能够与合作方一道办赛,从商业上创造更大的价值。例如,秋季赛也可能会尝试把年龄下探,撬动初中队伍参赛,……邓培钧的想法很多,在聊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亮了。

“未来还能干几年?”邓培钧又沉默了下来,想了一会儿,他说道:“至于后面的路,还不知道怎么走。但想干总是能干下去的,不干也只可能是没有球队参赛了,要么就是被市场淘汰了。”

栾轲说道:“在做的过程当中,会有新机会出现。只要事情还在做,总能看到新的可能性。”

“停掉,对不起自己。如果北高杯真没了,孩子们又该去哪儿踢呢?”邓培钧的这句话,更像是代表组委会说的话。组委会中的成年人也好、学生也好,都在为了保留住孩子们对足球最纯真的热爱而坚持着。

这一切都源于热爱,所以“热爱大于一切”,是北高杯的Slogan,也是一届一届北高杯能不断传承下来的原因。

第十届北高杯就要来了,要不要去找寻一下热爱呢?

北高杯组委会合照